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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华胡同觅文华

  我曾置身京华,与此地也曾擦肩而过,但彼时并未深究,后来只去过一次,就是在拍摄《曙光》的时候。但照实说,我的印象已不很深。那是在2016年3月的一个早上,我们自天津而来,一直工作到下午三点多,几人才在胡同里的小饭店吃了午饭,随即别去,可谓来去匆匆。

  听说是在2017年,这个胡同得以修缮,修后和我们去的时候已大不相同。听说胡同里的门店都已关停,我们吃午饭的那家颇具京韵的小店估计也在其中。修饰以后,有益于宣传李大钊。现在胡同西口墙上镌有一副对联,正是那副著名的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,这是李大钊一生的写照,路人过此,必不无感怀吧。

  在1965年北京地名调整的时候,这条胡同才更名为文华胡同,并且据说和李大钊有关系,我对此未得其解,或许就是取自这“妙手著文章”之意吧。李大钊一生短暂,但是著述颇丰,以文华称之,未有不恰当之处。也还有一说是,在这条胡同前面,原称为石驸马大街的街道彼时改称新文化街,这是为纪念鲁迅,因那条街上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旧址,鲁迅与“女师大风潮”关系大焉,故而在它后面的胡同则因新文化街而被称为文华胡同。究竟文华胡同名称如何而来,我不知道,但是我想,若觅其文华二字,并非一定是探寻这个名字,而是一个时代的文采风华。

  李大钊还在这条胡同居住以及更早的时候,它的名字是石驸马后宅胡同,在清代乾隆年间的《京城全图》中,它被称为后闸,这大约是个简称,而在明代的《宛署杂记》一书之中,称它为石驸马街后半边。看得出来,它和石驸马有关,且在石驸马的后宅。我去过这里自然知道,我清晰记得李大钊故居那所房子是倒座的,我们是从后面朝南进入跨院,然后又往西进入正院的。这种房子的格局,我就猜测和那个“后”字不无关系。那么这个石驸马是谁呢?他是明宣宗朱瞻基长女顺德公主的驸马石璟,据载他曾在这里居住,那么推算这条胡同已经有六百多年的时间了。

  这条东西走向的胡同,因在胡同北侧有一条支巷通往文昌胡同,故也可说它是北起文昌胡同,这种拐弯的胡同形状在北京并不多见。它的东面原起佟麟阁路,西抵到闹市口中街,但是在21世纪初期已将东段拆除并截住,故只余原来的一部分,当然这种改变并没有影响到李大钊故居的格局。

  李大钊在北京生活十年,住过八个地方,而在这个胡同住的时间最长,有四年之久。这里也是他除在故乡乐亭老家之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家。我们现在看上去,这座房子也相当气派,北房三间,东西耳房各两间,东西厢房各三间。房屋既有卧室,又有书房、客厅以及子女住处,院落很大,还种有海棠树。但是李大钊家里人口众多,且要读书、著述和会客,故而也并不宽绰,要有一点应该提醒读者,这房子是租的。李大钊当时不仅只是北京大学教授,他还兼任北师大、朝阳大学、中国大学和女子高等师范四所大学的教授,收入很高,但他不置房产,甚至因广散私财于革命工作而过着相当简朴而拮据的生活。

  故居院落是为两进,在南院的部分辟为李大钊1920年春至1924年1月在北京的生平事迹展览,我们当日也都看了。这四年这正是他事业的巅峰时期和繁忙时期,也是中国的成立时期,我们都知道,北京小组成立于1920年10月,而中国正式成立于1921年7月,都是在这个时间之内。这条胡同里的这个住宅,它曾见证李大钊在此写出140多篇文章,也见证了络绎不绝的访客的到来,那些员、文化名人、青年学生,都曾纷纷来此参与会议与探讨,故而它所承载的是不言而喻的,也是我们无法估量的。

  1923年的二七惨案后,李大钊被通缉,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和孩子们因此饱受北洋军阀的惊扰,他们派人来此谩骂恫吓甚至打人、偷盗,进行各种捣乱和滋事,在1924年1月,李大钊去广州出席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,军警私闯此宅搜查,赵纫兰随即紧急搬离此地。这座房子在此后又经历了很多沧桑,在2007年作为李大钊故居博物馆对外开放。

  我们去的时节,那院中的海棠还尚未开放,北京乍暖还寒,李大钊的孙子李建生在那里等待我们。他是李大钊次子李光华的儿子,而在新近获得“七一勋章”的李宏塔是李大钊长子李葆华的儿子。作为《曙光》李大钊一集《铁肩》寻访人的,是李建生的儿子李天心。

  那年李建生65岁,体态健壮,微微驼背,红色脸堂有其祖父风采。他和我们一起在故居里待了大半天之久,接受采访,配合拍摄,给我们讲述家事和党史,一丝不苟,毫不懈怠,他并没有因为编导和摄影师不厌其烦的拍摄而产生一丝倦意和浮躁,全程在滴水未进的情况下依然神采不减。在拍摄结束之后,他也没有和我们一起去吃午饭。这使我此后想起而深觉歉意,也深觉崇敬的,他不仅从体态神采之上有其祖父之风,在人格仁厚上也有其祖父之风。他可以不以名门之后或者红三代自居,但他可以以已过花甲之年的老者自居,在面对我们提出的某些要求时也完全可以以工作之忙而推脱,但是他从未对我们说不,表现出了一位伟大员先驱后代的高尚品格。我之所以不惜笔墨地写下这些,确因我确实受到了深深感动,后来在天津召开的《曙光》第一季的发布会上,我又见到他,仍然是一副仁者谦和之风,但我无法直面表达这种细微感动,只好将之埋藏于心,我们受到的教育常常未必是之于过去,而是从过去赓续至今的传统之中。